宁夏人习惯说的“西海固”，对我来说，无疑是第二故乡，亲切而又熟悉。从事专业创作以来，我每年都要到自治区的南部山区体验生活。每当我看到那里的山形地貌，听着近似乡音的亲热招呼，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事实上，从六十年代开始，我从未间断过与西海固的联系，那时候我在自治区党委工作。因为工作性质，我每年有二分之一的时间下乡跑农村，其中百分之五十又是跑西海固。曾在南华山牧场的牧工宿舍里吃过干牛粪烤熟的荞面馍馍，在沙沟的窑洞里吃过炝了葱花的浆水面，在泾源的二龙河感受过原始森林的苍茫雄宏，在去炭山的路上，和老乡一块烤火取暖……粗略地统计，我到过西海固百分之六十的乡镇，百分之四十多的村（队）。当然，大多数是坐汽车，走马观花。步行的机会也不少。我曾和别的同志一块，从固原步行到彭阳了解情况，完成任务又步行回到固原。七十年代，你想在路上挡一辆顺路的卡车或拖拉机，是很难的事情，哪有现在这么便当的“招手停”？即使八十年代初期，交通也不是十分便利。但无论什么样的条件，也挡不住我去西海固深入生活的决心。有一件事情，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每每想起，我仍然激动不已。
那是1968年的深秋，我和另外一位同志奉命到固原了解干部下放劳动的情况。先到固原革委会接头，听情况介绍。他们提到一批医务工作者在寨科公社一面劳动一面为社员防病治病的事，希望我们重点去了解。说从固原去寨科有两条路可达，但都不通班车，运气好了能挡上拉煤的卡车或拖拉机，你们自己想办法。我们选择了三营这条路。因为它是国道，可以坐半截班车，到了去炭山的路口，再想办法。但是我们的运气不佳。从固原坐的班车上路以后接二连三出故障，到三营吃饭，可能是司机修车太劳累，居然在那里睡了一觉，到去炭山的岔路口，已是下午三点多。太阳已经担到山尖上了，我们等在路口，望眼欲穿，却只有下山的车，而没有上山的车。那是真正的前不着店后不着村。太阳快落的时候，两辆毛驴车缓缓而来，赶车的是一老一少，老者差不多有六十岁了，小的却只有十三四岁，是个瘦弱的少年，车上放着麦草麻袋之类。当他们听说我们是等车去寨科公社，老汉笑着埋怨：你们是干部吧？一看就知道。后晌哪有上山的车呀？找个地方住一夜，明天再走吧！
“咋办呢？”
我们两个互相问了这么一句。
“要不怕辛苦，就和我们一块步行上山吧！
“你们是？”
“我们是上山拉煤的。”
“咋赶夜路？”
“来回五六天，不赶不行。再说，矿上装煤要排队，就这样赶，也快到天亮了！”
听说他们连夜上山，我们就与他们作伴，连夜往寨科赶。我们边走边谈，谈队里的收成，谈口粮，谈生活……谈着谈着，把肚子谈饿了，人和牲口都很累，那少年在车上的麦草里睡着一直未醒。老者提议，休息休息。我们在一个避风的土坎下面，围成一个圈，生火取暖。老汉又拿出一些煮熟的山药蛋，扔到火堆里烤。过了一会，洋芋的香味蹿了出来，馋涎欲滴。他们稍一谦让，我们就大嚼起来。那是我吃洋芋吃得最香的一次。
考虑到这是他们往返五六天的口粮，那是经过精打细算的数量，一旦出现计划外开支，就意味着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将要饿肚子。不能白吃。我们给了他们两块钱。推让了好长时间他们才收下。和我同行的是一位支左干部，事后他开了一句玩笑，说我们吃的是高价土豆。他的意思是，当时政府规定，干部下乡吃派饭，每天四角钱伙食。我没有吭声，也不以为然。那不是两颗普通的山药蛋，而是他们的一片心意，是西海固农民纯朴待人的品质。
火燃尽了，土豆吃完了，我们又重新赶路，此时天色已明，他们赶着去排队装煤，我们去寨科，便匆匆分手，连他们的名字也没问，只知道他们是西吉火石寨人。但他们纯朴待人的态度，那种在艰苦条件下默默挣扎，吃苦忍耐的精神，至今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